当前位置:主页 > 工作动态 >

邓小南:下“死”功夫,做“活”历史

  

   (本文曾经邓小南教授审定)

   围绕这样一个简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,在对史料质疑辨析时,依然会发现很多效果都没有失掉清楚的回答。许多习见的效果都是需求进一步追问的。

   2017年12月30日下午,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受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做了题为《略谈研讨选题与途径——从团体观察动身》的学术讲座,结合治学实际,分享她的选题阅历。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、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也离开讲座现场。谨将讲座内容整理成文,以飨读者。

   讲座伊始,邓小南指出,“历史学”既是学科门类,也是看法方式。其研讨对象是“历史”的,转眼即逝,先人无从直接体验;其观察视角是“历史”的,有其特定知识前提与思索背景,对此要有所警觉。历史学者无法穷尽史实及其意义,只要以“效果”带动“观察”,停止历史地思索,史料才具有意义,才干成为可用的证据。邓小南指出,历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,历史学讨论的一切效果,都是树立在反思的基础之上的。历史学者自身也应有所反思,既要叩问史料,又要叩问研讨方式。

   邓小南以为,历史研讨的途径是坎坷的,不能直通某一目的,但研讨途径是有目的、有动身点的,选题就是途径的一个动身点。她将历史研讨的选题“缘起”概括为六大类:1.系统、综括式的讨论(以史学大家为主);2.对海外外关切的严重效果的回应(如“何谓中国”效果);3.框架型假说(如“唐宋革新论”);4.来自对史料的阅读、比拟;5.来自“效果”与追索;6.来自对历史“书写”的关注。在接上去的讲座中,她对与先生的论文联络严密的后四类选题做了详细论述。

   框架型选题

   日本学者、学术大家擅长提炼研讨框架,醒目的概括性假说关于特定方向有清楚的抚慰牵举措用。以“唐宋革新说”为例,很多学者把自己的研讨放到这一框架中去寻求意义。邓小南以为,对这个框架应有所反思:唐宋革新,从时段上看能否为唐宋之际?从性质上看如何了解“革新”?变化、变迁、革新、转型、革命,如何掌握性质的区别?谈及“唐宋革新论”,不只要思索它的外延,还要思索研讨“框架”的意义与局限及其构成的历史进程。理想上,后来者关于任何假说的了解与应用,都有特定的历史语境。观察唐宋之际的“历史进程”,应该说,是由起讫点不一、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化进程交织会聚而成,这些进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,或与朝代更迭整齐。这些都是研讨者应当思索的效果。

   效果追索型选题首先需求关注选题的研讨单元。效果不一样,研讨时段的长短、起讫期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讨论元丰改制时,有的研讨者把元丰作为下限,得出结论是“宋代官制回归唐代前期”。元丰改制是以《唐六典》为设计蓝图,所以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。但假设把研讨下限延展到南宋前期的话,会看到这个进程是回归到北宋前期了。研讨单元的选择十分关键,把上下限切在什么中央,和结论会有直接关系。

   藉助框架,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成就与新效果。邓小南指出,关于研讨框架,要讨论的不只是“是与非”的效果,还要从历史进程中调查该假说的构成,以及它的应用者关于这个假说了解运用时的演化进程。

   史料型选题

   依据团体阅历,邓小南引见了可以启示选题的三种方式:1.文献阅读;2.新资料;3.集中少量出现的语汇。

   1.文献阅读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的一条资料中写道,宋初“京官以上无选”。普通官员都要铨选,“无选”是什么意思?这两个字看似复杂,实践上曾经可以作为一个小专题来研讨。此类选题就是直接从史料阅读中来的。

   另外,《宋会要辑稿?职官》之一记载:“景德四年七月诏: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,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,方得引对。”而《宋会要辑稿?职官》之六:“景德四年七月四日诏:审官院考较京朝官课绩,见任官三年以上者,方得引对。”这两条资料显然是讲同一件事,关键术语却有不同的表述,这是为什么?此类效果也是需求思索的。

   2.新资料。宋史学界的新资料并不多,但是近年来陆续有考古资料出现,包伟民、郑嘉励二位教员领衔整理的《徐谓礼文书》就带给我们许多新的看法。当阅读这些新资料时,既要从出土资料去看制度运转,也要从制度记载看出土资料反映的效果。这两者是分不开的,没有文献资料作为基础,拿到这些出土资料时就很难知道它是怎样回事,反之亦然。

   1.《宋史·王旦传》有一段资料说,宋真宗在澶州,由于在开封监国的雍王身体不好,真宗就叫在前线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忙回开封,王旦问真宗要是十天没有捷报怎样办,真宗犹疑之后说,立皇太子。我们知道,真宗有六个儿子,前五个儿子已逝世,第六个儿子即仁宗那时兴未出生,“立皇太子”,指的是谁?有一能够是立一宗室为后,但这种方式在宋代十分慎重。理想上,此时曹应用曾经从契丹谈判归来,宋方的大营里曾经在庆贺了。这种状况下,“十日未得捷报”云云,实属无稽之谈。

   3.集中少量出现的词汇。有一些语聚集中、少量地在某一时期出现,绝非偶然。这类词汇代表了时代特点,因此值得关注。如“祖宗之法”是在宋代少量出现的语汇;制度方面的术语如“磨勘”,唐代前期就有,但仅是零星出现,到了宋代“磨勘”因定型成制度而少量出现;还有按察体系里的“访闻”、“体量”,等等。在选题时应留意这些有价值的“提示点”。

   邓小南指出,资料之间的相互比拟也能引发研讨者的思索。“澶渊之盟”众所周知,但它前前后后的关键史料有不少效果,在学界也还没有失掉细致的处置,特举以下几例:

   2.宋辽双方在缔结盟约时是有誓书的。直至南宋,双方誓书仍能看到。但是《真宗实录》里并没有记载誓书;而且事先只是“录契丹誓书,颁河北河东”,而未发布宋方誓书。这是为什么?相似效果都值得思索。

   3.“澶渊之盟”后,宋代又出现闹神闹鬼闹天书之事。寇准跟朱能、周怀政等都卷入乾祐天书事,结果被查证是造假。刘攽的《莱公传》中说,寇准做此愚笨之事,是被王旦诱陷;其实事先王旦曾经逝世。与此相关,天禧三年八月有一次大赦,从《实录》《国史》上看,是由于天下小康。李焘有些疑心,就去查《会要》和中央资料。结果发现,大赦是由于乾祐降下天书。原来朝廷查证为假后,便先把中央存档的资料改了;而相关资料曾经发往中央,因此未能“纠正”。

   效果追索型选题

   有些效果出自前贤研讨、学术史的积聚。例如河朔地域的“胡化”效果,唐史研讨者都很熟习相关讨论;但看宋代的资料会发现,没有人再提及河北地域“胡化”。这有两种能够:一、河北地域晚唐时已不存在胡化效果;二、胡化效果经由晚唐五代至宋初被逐渐消解了。晚辈学者提出的效果,启示我们重新思索。

   也有些效果是来自新资料。《徐谓礼文书》中有少量印纸,考成文书是其中一类。考成文书要记载“功过事情”,以前她团体的研讨,以为重点在于“功过”,如今看到实物,才看法到,印纸记载的重点是“事情”而非“功过”。官员任内能否颠簸、能否有群体性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印纸的成效不在于评优,但是它可以作为评鉴的依据,是朝廷的一种核验系统。这类资料的出现,提供了新的追问思索时机。

   历史书写型选题

   邓小南以为,关于“书写”的解析,是一种文本剖析和史料批判。文献并不是一次完成的,而是历史静态增删修饰的结果,这个进程自身也是政治、文明的进程。

   比如《长编》及成化本的《道乡集》记载了邹浩的同一份奏疏。把这两篇放在一同,很容易能看出其中的不同。《长编》里李焘的记载通常不会照收章奏全文,但也不会随意增添;从《长编》里可以看到,邹浩主要是批判章惇,但是其中也牵连到司马光;但是明代成化本《道乡集》里收录的该奏疏,把司马光完全摘出去,只剩下章惇(这一改动,能够出自更早的编纂者)。从这一点就会看到,编纂者有自己的“政治正确”观念,他会有自己的取舍判别。相似的文本辨析、史料批判,是研讨的对象,也是研讨的前提。

   在接上去的讲座中,邓小南回到历史学的研讨途径上。在史学研讨中,关注某些事情发作的“时间”“地点”固然重要,但更要关注事情开展的走向如何、制度的运转方式如何,即关于所谓“途径”的关注。假设说历史研讨的途径是一座桥梁,那么“关节点”就是桥墩。如财税制度、军事制度、中央制度、文官制度,从唐代到宋代确有变化,但是它们的起讫点和变化节点是不同的,“关节点”构成了演化的途径。

   历史学关注时间和空间。关于“过去”的叙说有两类方式:一类是以历史发作时间为序的叙说方式,比如长时段、分期等;另外一类是关注空间,关注结构,也就是关于“衔接部”的关注。如社会性别史讨论“内外之际”,中央社会史讲“国度内化于官方”,这些都不是单纯区隔的空间,都触及到社会结构效果。

   在讲座的最后,邓小南谈到,历史研讨要做“活”的历史。所谓“活”绝非浮泛飘忽,只要肯下“死”功夫,把根基扎在泥土中,才干“活”得了。真正的创新还是要从史料的拓宽和文本的细读、从质疑和批判末尾。在这个进程中,研讨者需求学习对话,要有足够的竞争看法。未来的学术是一个大平台,想在这个平台上立住脚,就必需有能跟一流的国际学界对话的才干。我们做中国史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。

  

   本文原文由“澎湃旧事”整理,发于“私家历史”栏目。